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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余泽民，我们认识了匈牙利文学和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领略了《撒旦探戈》里的令人窒息的长句，从而也不得不让我们放慢阅读的速度。在中国，放慢阅读速度是需要重新学习的技能，太多的人习惯喂养式的阅读，习惯于一目了然、一目十行的阅读快感，但在拉斯洛的文字里，只有慢，才能感受他语境中的意义——希望与绝望的交替人生，真实的悲喜剧浮于眼前，你会沉浸在拉斯洛的句子里，并享受它所带来的压迫感。
虽然阅读的道路崎岖周折，但沿途却总有惊喜和感动之处等待读者发觉。这就是拉斯洛。余泽民与康一人最新合译的《仁慈的关系》是拉斯洛的经典短篇集，收录了包括其代表作《茹兹的陷阱》《理发师的手》在内的八个故事。他的作品晦涩艰深，主题阴郁，常常被归入后现代派小说。故事中的句型结构怪异，地点含糊，意思难以捉摸，情节跳跃性极强，结构常常呈放射性，叙事者总是模糊不清，结局充满神秘意味。除此之外，余泽民为作品所作的序也十分精彩，不仅详细讲述了作者的创作历程，也用基于自身经历的第一手资料剖析了拉斯洛那近乎疯狂的“中国情结”，毫无疑问，这将拉近读者和作品之间的距离。
本文就是这篇序言的全文，题为《他看透了人与人隔绝式的依存》，经浙江文艺出版社授权发布。
《晶报·深港书评》
《仁慈的关系》
（匈牙利）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著
余泽民康一人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年1月
他看透了人与人隔绝式的依存
《仁慈的关系》是我在匈牙利用匈语阅读的第一本小说，至今大约有二十年了。在这二十年里，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多变故，积攒了很多故事，其中最重要的就跟这本书有关，跟它的作者有关。对我来说，拉斯洛的重要并不在于他后来获得了国际布克奖，也不在于他写的《撒旦探戈》和《战争与战争》受到苏珊·桑塔格毫不吝啬的褒奖；拉斯洛的重要性于我，在于他二十五年前在我生活中的出现，并意外地把我引上了文学翻译之路。
拉斯洛的匈牙利全名很长——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KrasznahorkaiLászló），中国读者念起来会觉得拗口、难记，即使深吸一口气后读也感觉能被噎死。匈牙利人的姓名结构跟我们的相似——姓在先，名在后，这在欧洲国家里属于异类，也可视为他们的先民来自亚洲的证据之一。匈牙利人在喀尔巴阡盆地定居已经一千多年，逐渐融入了欧洲文化，“拉斯洛”就是一个典型的斯拉夫男名，意为“巨大的荣耀”。历史上第一个取这个名字的匈牙利人是11世纪的一位国王，由于死后被教廷封圣，故称“圣拉斯洛”。至于“克拉斯诺霍尔卡伊”这个姓氏，背后的故事就更多了。
据作家本人讲，他的家姓来自一个地名——克拉斯诺霍尔卡，位于现在的斯洛伐克境内，那里有座著名的城堡，始建于13世纪，曾是匈牙利大贵族安德拉什伯爵家族的领地。通常来讲，大凡用地名做姓的匈牙利人，意味着其祖先来自那里，但拉斯洛不然，他生在离罗马尼亚不远的久拉市，祖上也没有人在克拉斯诺霍尔卡住过。他之所以姓了这个地名，只是因为他爷爷年轻时的一次心血来潮。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匈帝国解体，匈牙利成了《特里亚农条约》的牺牲品，三分之二的土地被划入了周边国家版图，克拉斯诺霍尔卡连同山上的城堡一起被割给了斯洛伐克。于是，这座古老的城堡有了象征意义，象征历史上匈牙利人的苦难。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人写了一首关于它的歌曲，在匈牙利全国都很流行，随着时间的流逝，作词和作曲者都已经佚名，那首歌慢慢变成了民歌。歌词是：
昏暗的夜幕笼罩了克拉斯诺霍尔卡骄傲的城堡
秋风呼啸，讲述着往日的荣耀
拉库茨的光荣岁月一去不复返
大公匿名藏身，勇士们也都休憩
深夜里的箭楼寂静无声
那般死寂，那般孤独，克拉斯诺霍尔卡骄傲的城堡
用拉斯洛自己的话讲：“这不过是首很糟糕的小调，我每次听到，身上都会起鸡皮疙瘩。可是我爷爷很喜欢那首歌，有一次，他在小酒馆里唱了整整一天，并且做出决定，将这个地名用作自己的家姓。”有一次，拉斯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到：克拉斯诺霍尔卡城堡在年3月被一场“由两个男孩抽烟引发的大火”烧成废墟，显然意在强调这一看似偶然的事件与自己作品之间存在着的历史、文化、命运上的秘通暗连。想来人类的灾难，是他小说永远的主题，从《撒旦探戈》到《战争与战争》，从《乌兰巴托的囚徒》到《天空下的废墟与哀愁》，核心都是如此，写人类走不出自己画的怪圈。至于他祖父在改姓之前姓什么，拉斯洛从来没提起过。我想，他不大可能没有追问过自己祖上的姓氏，他只是不说，想保持某种神秘性，愿意让自己的姓也成为自己作品的一部分。总之，他继承了祖父多愁善感的文艺细胞，少年时代弹琴，青年时代写作，29岁就完成了《撒旦探戈》，兑现了“拉斯洛”的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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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拉斯洛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年初春，在匈牙利南方的一座小城——塞格德市。那时候我出国已经有一年多了，当时我住在匈牙利朋友海尔奈·亚诺什家里。亚诺什是当地的文化名人，家里总是高朋满座，许多诗人、作家、艺术家都是常客。有一天，亚诺什家来了一位客人，戴一顶黑色的呢子礼帽，身穿一件蓝灰色外套，感觉像是老照片里的人。他就是拉斯洛，应亚诺什邀请来塞格德跟读者见面，当时他还是文学界的“当红小生”。
拉斯洛的身材瘦高，略有驼背，脸膛黝红，窄面孔，高额头，棕发齐肩，留一副修剪整齐的络腮胡，唇须下挂着友善的微笑。说话的语调柔缓，绅士风度。虽然对一位已近不惑之年男人的面孔不大适合用“漂亮”来形容，但他确实长了一副兼飘逸、敏感、成熟于一体的漂亮面孔。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那双蓝眼睛，那种蓝是在别人的脸上没见过的，是正午阳光下死海浅滩的那种蓝，清澈透亮，不含杂质，说话时他会目不转睛地带着那副裘德·洛式的微笑盯着你看；棕黑色的瞳孔边界清晰，不像波斯猫的那样嵌在里面，而像从外面投上去的，一个浮着的影，或一个神秘的旋涡，无波无澜，就能把你吸引住，卷进去。我想，大凡第一次见到拉斯洛的人都会被迷住，他讲话的音调也温和委婉，如同朗读自己小说中绕山绕水的长句。
当时我29岁，他39岁，《撒旦探戈》已出版了9年，不仅出了德语版，而且获得了德国出版界颁发的年度最佳文学图书大奖。要知道，拉斯洛在29岁时就写成了这本书！一个29岁的年轻人就已对文学和世界有了自己标志性语言和坚定的看法，实在令人叹服。亚诺什的家离蒂萨河不远，灰色水泥板楼，“一张图纸盖无数座”的那种社会主义包豪斯。在窄长的厨房里，由于不能围坐，五六个人面对窗户坐成一排，每人手里攥一瓶啤酒，交谈的时候要侧过身子。拉斯洛跟我聊起他一年多前的中国之行。
年，他以记者身份去了一趟中国，从而迷上了中国文化，他称中国是“世界上仅存的人文博物馆”，那次旅行对他来说是一种震撼。回到布达佩斯后，拉斯洛染上了“中国病”，不仅要全家人改用筷子吃饭，而且无论走到哪儿，都不忘搜集与中国相关的书籍，关心与中国有关的消息。在外吃中餐，在家听京剧，不管跟谁聊天，不自觉地会提到中国，尤其迷恋古代中国，读《道德经》，崇拜李白。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多李白，他说李白是他最喜爱的中国诗人。他说，大文豪科斯托拉尼·德热、大诗人沃洛什·山多尔、普利策奖得主法鲁迪·久尔吉和小说家伊雷什·贝拉等20世纪匈牙利的重要文人，都曾以这样那样的方式翻译过李白的诗，他惊讶于在唐代的中国，怎么会出现一位欧洲人眼里的“现代派诗人”？他还说，他读了许多关于中国的书籍，只要在街上看到一个亚洲面孔，不管是不是中国人，他都忍不住想告诉他们，你好，我去过你们的国家。我想，他对我初次见面的好感和套磁，也是“中国病”的小小发作。我们聊得投机，他索性邀我随他一起回家小住几日，连夜开了两百多公里的车，把我带到布达佩斯北边的一个小山乡，我在那里住了一个星期。
我跟拉斯洛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的。从那之后，我们经常见面，我成了他家的常客，我在那里遇到过导演《撒旦探戈》的电影大师塔尔·贝拉、后来的诺奖得主凯尔泰斯、大贵族后裔艾斯特哈兹、《垃圾日》的作者马利亚什。当然我还认识了他的前妻和两个女儿，他与伊娃分手后，我又结识了他那位学汉语和日语的现任妻子朵尔卡。朵尔卡很年轻，只比拉斯洛的大女儿年长一岁。可以想象，对于中国文化的热衷，也是他俩走到一起的原因之一。
▲拉斯洛与余泽民
拉斯洛喜欢李白，从我们第一次见面他就跟我说，他有一个愿望，想找一个机会请我陪着他到中国沿着李白的足迹走一圈。年5月，他终于实现了这个梦想，在一家国际新闻基金会的赞助下，我陪他到中国旅行了一个月，沿着李白的足迹走了近十座城市。对于这次旅行，拉斯洛做了充分的准备。五一节那天，我俩从北京出发，乘火车，搭长途车，在一个月里马不停蹄地走了泰安、曲阜、洛阳、西安、成都、重庆等好几座古城，然后乘轮船游长江，穿三峡，抵达武汉，那时候三峡大坝还没有合龙。一路上，我给他做翻译，当助手，联络处理各种琐事，朝夕相处，从早到晚泡在一起，有话没话都会聊上几个小时，聊我们遇到和想到的一切话题。
我们做了大量的采访，有作家、学者，也有平头百姓。不管遇到谁，话题总是离不开李白。试想一位蓝眼睛的老外和一个长发的中国年轻人拦住一位过路的老农、商客、军人或年轻情侣，然后冒昧地提问：你知道李白是谁吗？你能背李白的诗吗？你为什么喜欢李白？你听说过什么有关李白的传说吗？有没有探讨过李白的遗迹？李白对你有什么意义？假设现在李白坐在旁边，你最想跟他说什么？最后还要加上欧洲式的浪漫：“你认为李白和杨贵妃做过情人吗？”
你一定能够想象出被访者们莫名其妙或忍俊不禁的表情，不知所云又出人意料的回答。我忍不住问：“如果你在布达佩斯街头被一个中国人拦住问：你知道裴多菲吗？裴多菲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你肯定也会发愣，然后尴尬地发笑。不是吗？”
拉斯洛说：“没错，但只要你追问下去，我总会说出点什么的，即使说‘不知道’，也是一种回答。”他有一个小录音机，只要想起什么，就会自言自语地随时录下来，后来我们花了两周时间整理录下的十四盘磁带，我才发现他的过人之处：作为外国作家，他要捕捉的并不是诗人生前的地理行踪，而是寻找一个欧洲人心目中的中国诗人。唯一的遗憾是我们顺长江而下时，游轮临时更改线路，在白帝城没停，而是去了丰都鬼城。他激动地跟船长吵了起来，要求游船立即掉头，因为他很喜欢《早发白帝城》那首诗，因为他怕这辈子再没机会来这里了。拉斯洛真的很喜欢李白，一路上心里都在想，“万一能够遇到他呢”。他说：“我喜欢他的豪放，我喜欢他谈醉酒，谈月亮，谈生活，谈分离，谈朋友——我喜欢他的律动，他无尽的能量，他流浪的心性——我喜欢李白，喜欢这个人。当然，我只能在译文的基础上揣测诗歌，但是揣测的结果总是告诉我，天哪，这该是多么美妙的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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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我还陪他去过两家出版社，推荐他的《撒旦探戈》，但是没有结果，当时还没有编辑听说过他。在北京，拉斯洛跟我一起住在我母亲家中，他总是通过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他看到我弟弟的吉他弦断了，就叫我陪他到乐器行买一副装上，调好；他发现我妈妈床头有一张外公外婆结婚的老照片，便在逛街时特意挑了一个镜框买回来，将那张发黄了的相片装进去，挂在墙上；他知道我偏爱欧洲文学，就抽空跟我逛书店，一边听我翻译一本本书名，一边向我介绍作家和作品，他的脑袋就是一座图书馆。回到匈牙利后，他把这次经历写成了一篇游记《只有星空》，收在《天空下的废墟与哀愁》一书里；在那本书里他还写了一篇《妈妈》，写的则是我的母亲。那一个多月，我跟他朝夕相处，每天会聊许多个小时，聊我们遇到和想到的一切话题。他给我讲了他年轻时的经历。拉斯洛比我年长十岁，年1月5日出生在匈牙利西南部的久洛市。父亲是位律师，血缘里混合了法兰西和犹太人的历史记忆，母亲则是纯正的马扎尔人，在地方政府做社保工作。少年时代，拉斯洛曾是小有名气的爵士钢琴手，或许因为音乐，他身心充满了浪漫气息。在久洛市，他读完了职高的拉丁语专业，而后在塞格德和布达佩斯学习了两年法律，准备子承父业。
拉斯洛迷恋文学由来已久，据他自己讲述，梅尔维尔曾对他影响最大，他在十三岁那年就读了《白鲸》。不过，小说里引发他兴趣的并不是鲸鱼，而是亚哈船长。拉斯洛说：“我将自己想象成他，将自己置身于他的处境，好多天，好几个星期，我一个人在后院站很长时间，在那里我见不到任何人，就像亚哈船长站在海上暴风中的船甲板上。”
拉斯洛有一个比他年长六岁的哥哥，也曾是一位文学青年。拉斯洛第一次听到“卡夫卡”这名字，就是在哥哥的交际圈里，当时那群大孩子们正热烈地讨论《城堡》。许多年后，拉斯洛回忆说：“在那个时候，我虽然读了卡夫卡的小说，可我一点也看不懂，坦白地讲，我对小说里的主人公K感到惧怕，无论如何，我都不想把自己想象成他。我在那个年龄，读到了亚哈船长，我能够理解他，所以是他救了我。今天的情形完全不同，今天我不理解亚哈船长，我与K有情感共鸣。”的确，在《撒旦探戈》的开篇，作者就引用了《城堡》里的一句话当引语：“那样的话，我不如用等待来错过他。”
年，23岁的拉斯洛就在文学杂志《运动的世界》上发表过一篇《我曾相信你》。同年，由于忍受不了法学的枯燥，拉斯洛转到罗兰大学文学院读大众教育专业，读书期间勤工俭学，当过思想出版社的资料员、编外记者，还做过地板打磨工。年轻时的拉斯洛充满了社会理想，年大学毕业，他抱着用文化拯救贫困的愿望离开了都市，到一个小山沟里当了文化馆的图书管理员。那是一个吉卜赛人聚居的小镇，虽有一所小学，但读书的孩子少得可怜。所谓“文化馆”不过是一幢低矮破旧的老屋，有一间办公室、一个储藏室和一间二十来平方米的阅览室，藏书不过几千册，而且大多是纸页棕黄的旧杂志，很少有谁摸过它们。四壁和家具都散发着霉味儿，书落满了尘土，墙角和书架上蛛网密布，塔灰高悬，大概就像《撒旦探戈》中描绘的小酒馆库房。在那个小镇上，拉斯洛工作了一年，不仅把荒废了的文化馆搞得红火，还亲历了山乡里贫困者们无望的生活。后来，文化馆遭遇了一场莫名的大火，拉斯洛被迫离开那里，但那一段生活阅历对他后来的写作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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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洛很会讲故事，而且他的故事很多。通过那一个月的密切接触，我不仅了解了他，并对他的作品产生了好奇。当时，我已随亚诺什一家从塞格德搬到了布达佩斯，亚诺什有一家出版社，不仅出版了《易经》《道德经》的匈译本，还出版了拉斯洛的短篇小说集《仁慈的关系》。巧得不能再巧，有一天，我帮亚诺什搬刚印出来的《仁慈的关系》，亚诺什顺手给了我一本。黑色封面上，有一个模模糊糊、天使形状的白色影像。当天我就翻着字典读起来，第一篇读的是《茹兹的陷阱》。
拉斯洛的作品结构和语言风格都非常艰涩，连匈牙利人读起来都很吃力，经常读了半页还不见句号，整篇小说不分段落，故意让人有窒息感；但是，只要你不放弃，就会慢慢建立起一种特殊的阅读关系，一种类似虐待狂与受虐狂的互动关系，越读越有滋味，缓慢的叙述像有醇厚的酒力，让你在适应了他的讲述速度和语气之后，感受到随着他的文字向前滚动、猜测和破解后的快感。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阅读体验，即使现在来看，这种文学叙事在中文写作里也是不存在的。
“当最后一辆我每天清晨都要在六点五十二分准时赶到溪水桥汽车站搭乘的早班长途汽车于早上七点准时将我们卸在郊区小火车站（原名Jedemdasseine！，意思是‘各得其所’）的狭长站台上时，这股由我们汇聚而成、蓄势已久的客流——稍显滞涩，但从深处喷涌而出的——汹涌泻到那块夹在售票室、书报亭和静候已久的列车之间的三角地带。”这是《茹兹的陷阱》开篇第一句话，主句带复句，复句套复句，读这样的文字，感觉像经历慢放的蹦极。那时候我的匈语阅读能力还很弱，词汇有限，每读一行都要查好几次词典；由于没有匈中词典，所以翻字典的次数需要翻倍，而且还要查德匈词典。即便硬着头皮查清楚了每个生词，之后还要花很长时间分析复杂的句式，搞清结构、关系，最后才能弄懂整句的意思。这样读了一页之后，我决定干脆把它翻译过来。就这样，作为语言练习也好，深度阅读也罢，我逐字逐句地把一篇不过十几页的《茹兹的陷阱》翻译成了中文，大约一万字，我翻译了足足一个月。
现在回想，那次翻译练习对我来说意义重大，是我有生以来所做的第一篇文学翻译。从那之后，我读匈文小说成瘾，翻译成瘾，在之后不到三年的时间里，陆续翻译了十几位作家的三十多个短篇。我当时翻译并不为发表，只为自己过瘾，翻译完了，就存在电脑里，没给别人看，甚至连住在一起的亚诺什夫妇都不知道。那段时间，我不仅翻译，还开始了写作，《匈牙利舞曲》《火凤凰》等十几个中篇就是那两年写出来的，也没给人看过。我做梦都没想到自己会成为作家和文学翻译家，直到年凯尔泰斯·伊姆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通过一系列巧合的关系，作家出版社编辑在摇滚歌星何勇的牵线下联系上了我，一来请我帮助联系版权，二来寄希望于我担纲翻译。当时，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我把《茹兹的陷阱》等几篇译文发给她们，证明了自己的翻译功底。随后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我废寢忘食地一口气翻译了凯尔泰斯的四部作品，《船夫日记》《另一个人》《英国旗》和《命运无常》。从这个角度讲，拉斯洛和凯尔泰斯一样，也是我文学生命中的贵人，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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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年起，我在《小说界》开办《外国新小说家》栏目，第一篇推出的就是《茹兹的陷阱》，这算是拉斯洛第一次在中国亮相，尽管并没能引起多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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